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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娱乐靠谱吗」专访柏杨之子郭本城:柏杨是一个得到善终的文人

浏览:3281次  发布时间:2020-01-11 14:25:02
原题为《对话柏杨之子郭本城:柏杨是一个得到善终的文人》郭本城朝我们远远走来,身着一袭白衣,眼里眉间含着笑,举手投足十分儒雅;他开口软糯,身上几乎找不到他父亲柏杨嬉笑怒骂之锋芒。在搜索引擎中找“郭本城”,跳出来的内容几乎全和柏杨有关。郭本城是台湾作家柏杨长子,是柏杨与第三任夫人齐永培所生。5年后,郭本城决定要为父亲写本书。
   

「大洋娱乐靠谱吗」专访柏杨之子郭本城:柏杨是一个得到善终的文人

大洋娱乐靠谱吗,原题为《对话柏杨之子郭本城:柏杨是一个得到善终的文人》

郭本城朝我们远远走来,身着一袭白衣,眼里眉间含着笑,举手投足十分儒雅;他开口软糯,身上几乎找不到他父亲柏杨嬉笑怒骂之锋芒。

在搜索引擎中找“郭本城”,跳出来的内容几乎全和柏杨有关。他的人生,似乎总与父亲绑得特别紧。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人知道郭本城是谁,但一提起柏杨之子,大家立刻觉得熟悉。”

郭本城是台湾作家柏杨长子,是柏杨与第三任夫人齐永培所生。1959年的一天,年仅5岁的郭本城和他咿呀学语的弟弟本垣突然就失去了父亲——父亲为了另外的女人,“狠心”离开了他们和母亲。从此,父亲缺席了他的人生18年。

没有父亲的童年,本城与本垣受到了母亲及外祖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父亲”二字成为家中禁忌。青年时期,在他们心里无法具象的父亲,因为一场牢狱而名声大噪,他后知后觉,自己平静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牵连。23岁那年,郭本城见到了刚出狱的父亲,眼前瘦骨嶙峋的老人紧紧握住他的手,流着眼泪连声道歉,他形容当时“整个心就软了”,于是渐渐试着原谅与接受。

之后,郭本城陆续见到了父亲散落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大姐冬冬与二姐毛毛,也开始与父亲第四任妻子所生的妹妹佳佳有了经常的联络,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把他环绕。198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郭本城选择了下海经商,并一路把生意做到了大陆。2008年,88岁的父亲在睡梦中去世,作为长子的郭本城手捧父亲的骨灰,将其一部分葬回了故土河南,一部分撒向了承载父亲冤狱回忆的绿岛海面。

5年后,郭本城决定要为父亲写本书。他带着笔墨,跟随父亲的背影,重返父亲充满艰辛的生命现场:他从父亲幼年遭继母凌虐开始写,历经青年从军、艰难求学、远渡台湾,再走过父亲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冤狱、十年著史的漫漫征程,他描述父亲的五段婚姻,悉数父亲的各路好友,深切品味父亲的痛和乐,终于在这本《背影:我的父亲柏杨》的皇皇文字里,与父亲达成深刻的和解。这是他作为儿子,最独特的表达爱与纪念的方式。2016年春夏,郭本城带着这本书来到大陆宣传,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深情地说道:“我父亲有句话影响我很深:唯有爱,才是超越世代的东西。”

[郭本城]

重返受难现场:忍不住失声痛哭

记者:你的书名为什么叫《背影》?

郭本城:我认为,我父亲以往呈现出来的多是正面文章的辛辣,背后的故事很少。他的背影我很熟悉,这一次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叙述他,去跟随他,也是想把他呈现得更立体一点。他身上有很多世人不了解的宝藏,我想挖掘出来。另外,“背影”这个词容易唤起人们的追忆,我希望大家能去追忆他的奋斗精神、他的民族意识,以及他海纳百川的气度。最后,也是想要借着朱自清先生《背影》的光,这能引起共情,我们都是在写父亲。

记者:这本书的创作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郭本城:前后大概八个月。其实父亲的传记在大陆和台湾都有,写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以柏杨长子的身份来写可能更贴切一点。我压力很大,害怕砸了父亲的金字招牌。写得好会有人表扬,写得不好,以父亲的个性应该会托梦骂我。(笑)

记者:你曾说,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和理解父亲的过程。

郭本城:对,我写这本书曾数度把键盘收起来,忍不住去洗手间痛哭。虽然我们血脉相承,但直到父亲离开,我才真正量到他的体温,这让我感到很悲痛。

记者: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放声痛哭呢?

郭本城:写他入狱被政治迫害这段期间,最主要就是从1968年3月4日那天晚上开始,被逼供的那段是最让我痛心的。就算看到是别人的父亲受了这么大的屈辱,我也会震撼和悲伤。可这是我自己的父亲啊,是这种握过手的、拥抱过的亲人,我一想到他受了这样极端的苦,就觉得我们实在太渺小了!

记者:你说的政治迫害是指1968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你父亲因为翻译漫画入狱?当时他被迫承认了自己是“共匪”间谍,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郭本城:有些残酷的细节我在书中没写,我觉得既然父亲自己能原谅,我就不要再抓细节渲染仇恨了。例如,他是被脱光了衣服吊打的,打到绳子都断了,人掉下来,腿才被踢断的。他被吊着的时候,每个调查员推门进来都可以“啪啪”拍打两下。完全没有尊严,完全是屈辱。平时电视里这样的剧情我们都会很愤怒,何况发生在自己的父亲身上。

还有几次落泪是写他被设陷阱的过程,一个特务拟剧本让他来挑,他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如果不配合这个剧本,就会被侮辱、殴打,被针扎手指。父亲在那里没有纸笔,他只好把他的悲愤用诗词宣泄出来,拿手指刻在石灰墙上,甲尽血出,和灰成字。他把这种千丝万缕的纠葛,加上生命中大悲大苦的遭遇,全部都化成了诗篇。我父亲在狱中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中国文人的宿命,狱中治史呀。

以前我只知道他在狱中受了苦,但却没有想过,原来这么苦。现在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他。

[2000年,柏杨八十大寿,这是一生中难得的全家大团圆。(前排左一为张香华、左二为柏杨、后排左三为郭本城)]

莫名受牵连:“我逃避思考个中原因”

记者:柏杨被捕,以及入狱后写出《万言上诉书》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这些事情给你们当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郭本城:他当时人已经被抓到了,所以我们家并没有再被加害,但原本家里常常来往的长辈们还是突然间就变少了。我们男孩子粗线条没有那么敏感,很久很久才感觉出来:为什么张伯伯和李爷爷不来了?好久没看到了。

那时我在上初中,并不知道父亲被抓的事情,但老师对我的态度突然之间也冷漠下来了。有一次老师问我说“你是‘名人’之后呀”,我说“对呀,我爷爷是名人呀”。老师说“我不是说你爷爷,你爸是‘名人’呀”。老师的话让我很快就有了疏离感。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无可厚非,但真的是人情冷暖。还好,当时年纪小,感觉不那么强烈。

记者:你父亲被捕前写过小说,他受当时的异议杂志《自由中国》影响很大,经常在报上发表激进的杂文,已经很有名气了。这些文章当时你知道吗?

郭本城:当时我太小了,完全不知道。记得初中老师还问过我有没有读过父亲写的《异域》,我那时候那么小,怎么会读过。长大后我才得知,当时的《自由中国》不但是我父亲的良师,更是帮他挡在前面的一块挡箭牌。后来《自由中国》被查封,这块挡箭牌没有了,他就成了为台湾民主自由而冲锋陷阵的“首恶”了。

记者:你父亲与《自由中国》的雷震、殷海光等人有交集吗?

郭本城:据我所知是有点交集的,但似乎不是很深。父亲当时毕竟还是蒋经国的青年组织“救国团”的成员,和他们不太一样。但是我父亲朋友众多,他待人随和,又很诚实,很会交朋友。

记者:听说你曾经因为是柏杨的儿子,在服役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郭本城:1975年我到金门当兵,第二个礼拜就被要求向辅导长、政战官、情报官等人进行每周报到,其他人都不需要。之后外界又有了些关于我父亲被处决的传闻,导致我的荣誉假期一下都没有了,营长不批我放假。

记者:你为此还造成了流血事件?

郭本城:对,我在部队为团队争取了很多荣誉,居然还不放我假。当时在金门,天天思念着回台北,所以我去找营长理论,拿了把刺刀,营长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我要休假!”就自己在手臂上割了一刀,现在还有疤痕。“啦”的一下,血哗哗的流出来了。营长说“你不必这样子,我放你假就是了嘛。你想怎么放你跟我说嘛。”就这样才放的假。那时候我真的胆大包天,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

记者:那时候,你心里对父亲入狱、出狱是怎么判断的?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对政治犯的错误判决吗?

郭本城:当时还不能意识到,只觉得“他怎么会去当‘匪谍’”。有时候会想“真的假的?”但老实说,当时的我在逃避对于个中原因的思考和探索。

[《柏杨版资治通鉴》典藏版]

总结父亲一生:“他是得到善终的文人”

记者:你曾说,台湾年轻人对柏杨的认知不如大陆年轻人,为什么?

郭本城:有一次我坐飞机到长春,和身旁一位24岁就在创业的年轻人聊天,之后交换了名片。我名片上写着“柏杨文创”,他问我这和柏杨有什么关系。我也没骗他,就说柏杨是我父亲。他很激动,一直问“真的吗?”,他说他看过好几本柏老的书。我就说“你24岁就那么喜欢他的书?”他说“对,我很喜欢!”那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大陆年轻人居然对这种在台湾被慢慢遗忘的人感兴趣,我看到了希望,真的很让人感动。

记者:柏杨先生的人生,常被概括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冤狱、十年著史”,他似乎很难被归类。同时,有人诟病他历史功底差,不能算一个史学家,你怎么看?

郭本城:我觉得他也从来没有要做史学家,因为他写的东西是要以活泼的方式呈现,趣味性很重,要大家看得懂,产生兴趣,他不是写教科书,也不是在编史。

记者:你更愿意称他为什么“家”?

郭本城:不是什么“家”,文字工作者吧。他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字工作者,同时是个人权斗士,在他最后生命之光慢慢暗淡的时候,他还是个生命斗士。

记者:总结他传奇的一生,你如何评价?

郭本城:他对于自己坎坷而异于常人的遭遇,能够放下,就好像他在《中国人史纲》里写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回归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得到善终的文人,是历尽沧桑到最后没有什么遗憾的人。而今天,仍然有这么多人纪念他,他的两岸后代也相亲相爱,儿子还能为他多做一点事情,我觉得他也会觉得安息。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侯雪琪

本文节选自《对话柏杨之子郭本城:柏杨是一个得到善终的文》,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4期,总第579期。

(部分图片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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