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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新中国首套中小学语文课本

浏览:4400次  发布时间:2019-10-21 13:09:48
1950年9月15日至25日,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大会。会议提出了中小学教科书必须在全国统一供应的原则。决定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的教材的编辑出
   

小学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插图

1950年版编写了第一卷小学语文教科书、初中语文教科书和高中语文教科书。

一群新编辑和一家新出版社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成立。出版总署编委会由华北教科书编委会人员组成。编辑部从老区和原商务印书馆、明凯书店、中华书局等单位抽调了一些编辑人员。研究老区教科书和民国通俗教科书,编辑语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1950年1月6日,教育部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报告。报告指出:“会议认为编辑和改编中小学教科书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决定集中一批干部,组织一些有经验的教师来做这项工作。”

1950年9月15日至25日,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大会。会议提出了中小学教科书必须在全国统一供应的原则。决定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的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10月13日,胡愈之在国务院第54次政务会议上发表了《第一次全国出版大会综合报告》。报告指出,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是在原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的基础上进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了。1950年10月26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在给理事会的请愿书中写道:“这个协会(人民教育协会)在其原则和政策上由教育部领导,在其出版业务上由出版总署领导。还提议任命叶圣陶和刘石为副主席。”12月11日,人民教育学会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了学会的名称。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时,其工作人员分别来自第一分部(负责编辑学校教科书)和第二分部(负责编辑工农大众书籍),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下设编辑部门(包括主编办公室、语言部门、历史部门、地理部门、自然部门和教育部门)和管理部门。人民教育学会成立后,所有其他私营出版社都退出了编写、出版和发行中小学教科书的业务。

人民教育学会成立前,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委会领导下编写的新版教科书已经出版印刷。

小学语文新教材的版本有:1948年3月华北新华书店原版,1950年10月第二版,1950年11月北京第一版。原编辑是:刘松涛、云(同“德”)、黄雁行和向若愚。

新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修订是:

新华书店1950年6月原版,1950年10月第一次修订,1950年12月北京初版。编者:宋云斌、朱文淑、江任重、杜子进、马祖武。助理编辑有:胡莫林、何如芬、张元祥、平润斋、王一鸣和王琦。

高中语文新教材的版本有:1950年9月新华书店原版,1950年11月第一次修订原版,1950年12月北京第一版。编者:周祖谟、游国恩、杨辉、赵锡禄、刘宇畅、魏龚建。

1950年版的新语文教科书是由解放区的一些教育家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学者和编辑编纂的。其中一位,叶圣陶,对这套汉语教材的编写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没有签字。

一批新的选择

1950年版初中语文教材开头的“编辑粗心”明确阐述了如何在语文课堂上实现政治教育的目标:“无论哪门学科,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言系更重要。要通过中文系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我们不能单靠几篇讲道理的论文。意识形态内容或政治真理可以用推理的论文、小说、诗歌、历史故事或自然科学故事来表达。无论用什么样的文章来表达,都应该注意到适合学生的程度,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和消化。谈到学位,我们也应该关心广大地区的学生。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才能通过语文教学来完成,学生才能深受感染,对学生产生实际的影响。”

这种“编辑粗心”一方面澄清了语文学科肩负的政治教育任务,另一方面强调拓宽文本选择的视野,关注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规律。让我们看看小学第一卷的相关课文:升国旗、毛主席、新儿童等等,其中《新儿童》是一首歌谣。初中第一卷的相关文本包括:《毛主席和工人》、《见列宁去》、《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等。高中第一卷的相关文本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词、16年前的回忆(回忆革命烈士李大钊的英雄事迹)等。这些教科书出现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第一卷,这表明1950年版的新语文教科书突出了革命政治教育时代的特点。

这套中文教科书的选文有三个来源。首先,当前的文本,即具有积极意义的最新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等报纸上。第二是整本书,也就是说,书中精彩的部分被提取出来。例如,《狼》选自苏联国家童话,《看列宁去》和周六的志愿劳动日都选自列宁的故事。三是编辑自己的作品,即专为教科书编写的歌谣和短文,如上面提到的《新儿童》(New Children)。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作品出现在初中和高中教科书中,而第三类作品出现在小学教科书中。

其中,小学教科书具有农村教育的特点。让我们看第一篇课文:四种工作,五种农活,一七种农活送粪便,一八种羊,一九座小山,二十种草,两三种瓜...这些都是显示农村农民工作和生活状况的文本。另一课“春天到了”的课文写道:“当春天到了,天气暖和了,农民们正忙于耕作。”这篇文章附有一张农民挥舞锄头在地里干活的照片。该设计体现了新中国成立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热爱公共财产”和“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和原则,与旧的只针对城市学生的中文教科书完全不同。

这套中文教科书的另一个重要部分选自俄罗斯的作品和中国人赞美苏联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见列宁去”、“星期六志愿劳动日”和“狼”(立陶宛民间故事),还有初中的“学好三课”(苏联加里宁的演讲)、“杜布罗夫娜参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苏联朋友的访问)、“夜莺之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儿童抗敌的故事), 高中的《巴甫洛夫遗书》和《向自然索取东西的人——电影《米丘林》的故事》,这些只是初中第一本书和高中第一本书的文本,其他类似的文本更多,显示了苏联当时对新汉语的理解。

一种新旧结合的织造方法

新编写的初中语文教材《编辑粗心》解释道:“说是语言,写是文章,文章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而“语言”和“文章”是密不可分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说、读、写。因此,这套教科书将不再使用“中文”或“普通话”的旧名称,并将更名为“中文教科书”。这是叶圣陶主持新中国中小学汉语教材编写时“汉语”一词的最早来源。

“编辑粗心”将语文教学定义为“听、说、读、写”。它强调学生语文能力的均衡发展,改变了过去学生读写能力片面发展的趋势,体现了语文教学的新理念。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语文教育也朝着听、说、读、写相结合的方向进行了改革和发展。然而,一个新的教学理念在创建和实施之初容易确立其“名”,而难以实现其“实”。这本统一的语文教科书没有把教科书的听、说、读、写教学内容的“名”和“实”结合起来。当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和初高中语文教科书都特别强调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套完整的阅读教材,缺乏系统的写作训练和听说训练。当然,教科书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在“编辑粗心”中指出,“教师应该按照听、说、读、写并重的原则设计自己的学习”即指导教师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通过课堂教学实现学生综合能力协调发展的教学目标。

虽然新统一教材的编写和教学理念是全新的,但教材的训练体系和注释体系更继承了旧教材的传统。

首先,小学教科书继承了旧教科书的单元教学模式,即所有的课文都属于特定的单元,并且课文之间有相似之处,或者风格相同,或者主题和主题相似,然后是单元练习。小学的单元练习只有读、写、读单词、读句子、造句和回答课文中的问题。高年级时,增加了写作训练。例如,在第六册的第一单元,练习之一是“给荷兰孩子彼得写封信”。这是语文教学中读写结合的一个例子。遗憾的是,小学教科书只有单元教学设计,而初中和高中教科书没有这种设计。

其次,初中和高中教科书都有文本注释,包括作者的注释和文字注释等。这些注释是语文教科书的必要组成部分。只有许多文本没有注明出处。后来的汉语教材不断改进,所有的资料都被记录下来——这是教材编写标准化的标志。

最后,初中课本课后有“思考、讨论和练习”。例如,第三本书《有些人》课后有五个练习:

当一个活着的人说他死了,一个死去的人说他还活着,你是什么意思?

第二,哪一群人“活着的时候别人不能活着”?哪一群人“他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活”?

为了大多数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在岗位上做些什么?

“活着的人和不能活着的人”的命运是什么?你能举一些你知道的例子吗?

这首诗没有提到鲁迅,但是当我们读它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为了纪念鲁迅而写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练习一方面引导学生掌握课文的内容,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设计。只有诗歌作品缺乏阅读训练和语言欣赏训练是略显不足的。后来初中语文教科书弥补了这些不足。

不幸的是,高中教科书中没有培训系统——缺少各种课后练习。“编辑粗心”提到:“注释应该附在文本上,以提出讨论大纲和实践问题;因为这部分工作还没有完成,我正赶着打印一本书供学校使用,所以我将来必须把它填好……我甚至不能把笔记附在课文后面。只希望老师能花更多的时间指导……”这说明任务太紧迫,编辑工作太仓促。

总之,在上个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在艰难的教育重建条件下,出版社和写作团队迅速成立,新编写了一套划时代的汉语教材。工程难度比普通人想象的要大。尽管存在这些和其他不足,但我们先辈传播的语文教育理念和模式,以及旧布和新布创造的语文教材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作者在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语言编辑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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